前几天，我收到了杨汛桥新安村村志编委会的一封来信，要我协助做些工作。信不长，但充满着深深的情意。开头第一句：“新安村是你的‘娘家’，……”,看了让我热泪盈眶，勾起了我对当“知青”那段不平凡经历的回想，五十多年前农村的景况，乡亲们的热情，以及艰苦磨炼后的喜悦，又历历呈现在眼前。
我是钱清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，当时正准备复习迎考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所有原来的计划都打乱了。我们这些国家供应户学生，只好呆在学校里。直到1968年下半年，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消息。
对于毕业分配，我们是多么向往。但是那时的分配，非常简单，叫做“一片红”，要么去支边，要么去支农，我选择了支农。我被分配到杨汛桥新安大队。作为知识青年下乡，我算是比较早的，因为从城里下来的知青，一般都是过了年，到第二年的2月份才下来。当时村都叫生产大队。到这个大队，我也喜欢，不仅离家近，同时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是我一位邻居的舅舅，本来就比较熟悉，他也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。到大队后，我被安排在第三生产队。同到大队的知青有六七个，包括我的堂弟和堂妹，还有几个是从绍兴和上海来的。
新的环境，是一个严峻的考验，因为我们不熟悉农活，而且干农活是露天作业，日晒雨淋，也很辛苦。初到队里，我们就跟着农民师傅学，他们也很热情地指导。但出洋相的事也时有发生，记得那天去施肥，我把粪桶放在船上，加满水，放上一些化肥，再挑到田里，施在水稻上。不料用错了化肥，因为当时我根本分不出两种化肥的区别。这下队长急了，不仅成本增加，而且同样浓度，秧苗有被灼死的危险，幸好晚上下了大暴雨，才不至造成秧苗的损伤。这件事发生后，虽然队长耐心地安慰我，我心里却不能平静。从此后干农活，我不敢怠慢，认真学，坚持练。
水稻秋收后我们翻耕种油菜，这一畦畦的地可不是那么容易掘的，开始操作时两个边经常倒塌，不仅难看，畦上还高低不平。我一边仔细观察别人的动作，一边反复练习，手上磨起了泡，坚持不停，手泡破掉了，涂上红药水继续干，终于学到了技巧，手也磨出了老茧，看到一畦畦整齐划一的菜畦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农船是农民常用的工具，我们那里的农船一般用两支橹摇，大橹提供动力，小橹不仅提供动力，还要把握方向，而且两人要密切配合，保持船体的平衡。一般说大橹比较容易学会，小橹难度较大。我为了学会摇船，经常利用休息时间，反复体会，先从大橹学起，再学小橹。记得学大橹刚有感觉时，生产队组织去杭州积肥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巩固技术。当船横渡钱塘江时，迎面而来的大潮把船体颠簸得非常厉害，旁边的人要将我换下，我挺着不放，终于冲过钱塘江，我也在这种考验中学会了摇船。
船会摇了，我就可以学捻泥了。捻河泥就是把沉积在河底的淤泥用一定的工具捞起来，放到田边的河泥塘中，拌上青草或紫云英，过一段时间，把腐烂了的河泥放到水田里，作为基肥，增加有机质。捻河泥是技术性较强的农活，一般两个人合作，和我搭班的是堂弟沈张兴。我们两人虽都是初出茅庐，但很用心。那时要捻到好泥，就必须到西小江的革命草下面，我们用船紧贴草边，再用料勺柄硬是把草与船拉开一个口子，就利用这个口子，用捻把河泥捞到船里。
这些农活学会后，我们在生产队里的地位提高了。那时，劳动计酬是评底分的，最高为十分，我第一年为七分，第二年就评到九分，第三年就达到了十分，成为十折劳动力，这在当时知识青年中是不多的。从那以后，队长有什么突击任务，我成了常客，重活累活，也经常派我们上场。夏收夏种时，妇女们在田里用机器轧稻，我经常负责把轧下的稻谷挑回仓库，一担谷子有一百多斤，从田头到仓库，一千多公尺路程中间不休息，一挑就是整天，有时我自己也不相信哪来怎么大的力气。而事实就是这样，靠的是毅力，靠的是锻炼。
我在劳动方面站住脚跟后，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优势。当时在村里，初中毕业生还不是很多，我们的到来，为村里增添了生气。村里组织了文艺宣传队，我也被招进去了。开始文宣队主要是演唱革命歌曲，宣传毛泽东思想，后来还演出了戏剧选段，特别是革命样板戏，满足村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。当时，新二、新安两个大队同在孙家桥自然村，所以文宣队也由两个大队合办。新二大队的孙长耕，是个乡土能人，不仅二胡拉得很好，而且对戏剧也有一定研究，解放初期，乡里组建新安绍剧团，他是团内的老生角色。文宣队成立后，他就是当然的导演兼主胡，而我们知识青年则是中坚力量，我和一位上海来的女知青则成了男女主要角色。她投亲靠友到新安村支农，在表演方面很有天赋。而我则主要是认真，努力学习。我曾经在越剧《半篮花生》中扮演主要角色，在京剧《红灯记》选段中还饰演过李玉和。我们村的文艺宣传队在当时公社内是比较出名的，所以被抽调去慰问附近驻军，还参加过钱清区组织的文艺大会演。
在支农期间，我还担任过“赤脚医生”。所谓“赤脚医生”，当时是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采取的一项措施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，农村中有文化基础的人通过一定的培训，在村里为农民治疗一些轻微疾病，同时做好公共卫生工作。新安大队原来有一名赤脚医生，可能因为她即将出嫁，需要有人顶替，大队领导要我也当赤脚医生。我参加了公社卫生院组织的业务培训，又到附近驻军卫生院学习针灸，区卫生院的中医培训，还到绍兴县第四医院跟班实习，初步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。我深感当医生责任重大，所以学习也是非常刻苦的，记得在钱清卫生院学中医知识时，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，读背汤头歌诀，一个星期时间，熟背了五十多首，受到指导老师的好评。当赤脚医生是兼职的，白天利用休息时间，晚上在保健所值班几个钟点，特殊情况如有重病人要处理，占用一点劳动时间。年底，大队补贴给我一点工分，那也是很微薄的报酬。对于这些，我是不会计较的，因为那时我还单身，年富力强，家庭牵连的事也少，更何况我们每天都在读毛主席语录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比较牢固。在当赤脚医生的几年时间里，有苦有乐，苦的是确实比较忙，很少有休闲的时间；乐的是为乡亲们解除了疾病的痛苦，他们也很感激我。我在支农期间的表现，受到了生产大队甚至杨汛桥公社领导的关注。1972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。出席了绍兴县优秀知识青年代表大会。在这期间，杨汛桥公社也经常抽调我到公社帮助工作，后来要我到公社机电站工作，这给我兼任的赤脚医生工作带来了困难。大队领导决定另找人员担任赤脚医生，我才退出这一工作。
1973年，社会上开展“批林整风”运动，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阶段，总的是要恢复生产秩序，同时要培养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，我也被看中了。这一年的下半年，我参加县里组织的路线教育工作队，进驻南钱清公社的一个大队。我们住在村里，自己烧饭，非常注意生活细节，经常参加集体劳动，努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，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。然而1974年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开始了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造反派又回来了，指责“批林整风”是搞翻案，把培养的年轻干部说成是“小绵羊”。我被搞得莫名其妙。
我又回到了原工作单位。一天，公社的一位领导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原打算培养你为脱产干部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，因为‘批林批孔’运动开始了，上面取消了这项工作。”在他的讲话中流露出非常可惜的语气。我虽然感到有些无奈，但还是非常感激领导们的关爱之心。他接着说：“现在还有一个机会，不知你愿不愿意?”我一愣，不由自主地问：“哪个工作?”他说：“上大学。现在推荐工作已经开始。”那个时候读大学是由各地推荐的，旧的教育体制被推翻，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。我感到非常突然，但对于领导的关爱，心里非常感激，何况读大学也曾经是我的梦想，我于是答应了。
当我要开始新的征程时，生产大队里的领导、乡亲们向我祝贺，机电站还专门为我开了欢送会。
作为知识青年这段意想不到的经历，虽然只有六年，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，且是很有影响的。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，我不仅学会了农活，磨炼了意志，也由此熟悉了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，为日后我的前进道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来源：绍兴浙大校友会
